秋风先生在《社会治理中的数据迷信》一文中对其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这种方法反映了当前社会治理理念与模式当中存在科学主义的弊端，而科学主义一定会导致严重的偏颇，这种偏颇是迷信理智，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迷信数据。
特别是由于大宗原材料与能源定价力量的缺失，导致中国在资源博弈的国际市场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这体现的正是中国的后发优势，因而也正是维护和支撑我国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希望所在。
诸如此类的各种因素交互影响、综合作用，将会给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带来很大压力和制约。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8%，这一现象被世人誉为中国经济奇迹。特别是人力资本潜力，对经济的继续上行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在攻坚克难的配套改革中，决策主体、管理主体与社会公众更为有效的互动，通过不同利益集团在共和概念下的良性博弈，寻求最大公约数，这方面显然具有目前发掘远远不够的巨大空间被日本产业绩效委员会誉为具有不断增强的动态适应能力的日本技术创新体系是建立在引进技术基础之上的，而自主开发技术的依赖程度非常低。
与此相类似的情形是，中国地方政府囿于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对土地资源创造财富极度依赖。在这种过度保护的结构下，日本金融机构风险意识极为淡薄，严重缺乏有效监管，丧失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金融业内普遍存在道德风险。另一个在近几年正在发生的事实却往往被我们的决策层和人们所忽略掉了，在中国所有产业都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正在下降。
现在人人有房，家家有房，甚至不少家庭有数套房。综合各种可能因素，我觉得发展服务业将是中国未来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在此情况下，外贸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将会是负的，且今年中国外贸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值为负的成分可能更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但是，这可以就是一个要对体制进行伤筋动骨的大事了，目前看来还只能说是我们所希望和期盼着事。2007年，中国的证券化率最高为151.5%，即一元GDP有一块五毛二左右的股票和各种有价证券。
随后，日本经济从1975年开始恢复，在1975～1985年的十年时间中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经济稳定增长期，其GDP增速也是由原来的20世纪50～60年代的8%～10%下滑到5%～6%。在那两篇专栏文章中，我用一个假想的例子说明了这样一条凯恩斯经济学（且注意，我说的不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二者有很大差别）的通俗道理：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中，货币的增加并不是央行主动在发货币，而主要是银行贷款创造存款，存款数字积累在银行中，就主要构成了广义货币。但中国的汽车产量、钢铁、水泥、煤炭等产量都远高于美国，但为什么GDP总量只有美国的一半？主要差距就在服务业上，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上。我们国家的未来增长，不应该更多地向更多和更大规模的基建投资中去追求了，而应该转向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
正值此时，总投资超过1300亿元的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与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却逆市上马，也因此备受业界关注。一句话，我们的政府决策层、经济学家、企业家、财经媒体如果有这样的思想准备，顺应经济运行的自然的和内在的法则而行事，像三一重工那样采取合宜的应对，该扩张的继续扩张，该收缩的及时收缩，这或许对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会更好。但是，如果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行时，如果政府决策层再逆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期望靠高投资率而强行维持8％以上的增长，可能在中国的人均GDP还没有大致10，000元就出现大的经济衰退了，那可就陷入了人们所常说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了。在金融市场中，人们长警告说：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近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本来就增长不多，而这些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或到国外去消费去了。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开始逐渐下行，应该认为是自然和必然的。
当时，日本的经济经过近2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人均GDP才3000美元。记者：商业银行贷款急剧膨胀能理解为主要是由房地产所带动的吗？韦森：近几年房价的快速上涨，房地产交易量的快速攀升，正是中国广义货币快速增加的一个主要贡献因素。
纵观自1929～1933年大萧条和2006～2008年金融风暴后的最近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起先都不是实体部门出问题，而首先是金融和银行系统先出问题，然后再传导到实体部门。但是，发展服务业，有一个严苛的条件，那就是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保障。最近暴露出来的江西最大民企赛维LDK公司负债300多亿，以及无锡的尚德集团巨额负债，都是典型的例子。狭义货币(M1)余额为28.75万亿元,同比增长4.7%，比上月末高1.2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3.2个百分点。中国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迅速加入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正赶上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航空航天技术、核能技术，乃至计算机网络技术所构成的当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一波大的经济增长的末班车。加之西方国家经济低迷以及欧债危机的影响，您具体怎样解读投资、消费、出口三方面的形势？韦森：整体而言，大规模的投资和出口快速增长的确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拉动着中国经济增长。
在国民收入三部分中，政府财政收入在过去近20年里高速增长、企业利润开始增长也比较快（但最近几年开始有些下降），但劳动收入部分占GDP的份额过去十多年一直在下滑。现在，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集团，也是负债累累，只是它们大到绑架了地方政府，绑架了商业银行，使地方政府不能让他们倒闭而已。
而前一段时间，央行所定的贷款基准利率才为6.5%。具体说来，前些年房价疯狂上涨，购房者尤其是炒房者需要通过昼夜排队贷款购房，旺盛的需求推动着房价的不断上涨，进而激励着房产商持续不断地开建新楼盘。
根据这一认识，可以用一点稍微专业点的术语来说：过去几年中国广义货币的增加，主要是因为资本资产头寸增加的结果，房价快速上涨，房地产开发商销售收入和利润，以及政府的收入乃自政府财政存款的急遽增加，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贡献因素。在任何体制下，如何政府掌控大量财力和资源，进行新兴产业的直接投资，都会效率不如企业和市场，也往往会产生大量腐败和问题。
我初步计算了一下，近2009，2010和2011这三年，中国的贷款总量就超过了30万亿元，与2010年近40万亿GDP相比，比率为0.75，即这三年间每块GDP多增加了0.75元的贷款在背后。据中钢协方面表示，目前中国钢铁业已超过年产9亿吨的产量和不足7亿吨的消费出口过剩巨大，2012年起中国钢铁行业将进入全面的过剩阶段。以去年美国的GDP总量为15万亿多一点，而中国GDP按现下汇率计算大约为7.5万亿美元，正好是美国的一半。如果一些政府投资项目和企业投资项目不盈利或亏损，而银行贷款到期了，不能偿还，巨量的坏账最后会拥积到银行，后果将不堪设想。
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长期趋势看，我们需要对经济增速的逐渐下行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搭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多样化的投融资渠道，努力让民间资本阳光化或是金融改革最为核心的问题。
与Homer Hoyt和Fred Harrion等经济学家一样，福德怀雷也发现，在过去200多年间里，美国房地产的实周期大约是18年，之后一两年肯定跟着一个大的经济衰退。德国在1871统一后，也经历一个2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后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就是人们所通常所说的央行所多印出的钞票。一会我还会从理论上再回头细谈这一点。
我觉得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经济的表面现象。随着土地出让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将借新债还旧债，再发新债来谋发展。目前美国的服务业很大程度依赖于金融服务业，其多年的不断扩张，与自身法律制度建设紧密相连。概言之，中国各行各业的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一些企业利润率开始为负，最后都会在银行贷款坏账上反映出来，也会在中国的股市上反映出来。
从这一视角，我在去年发表的十几篇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动态的反思文章中，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过去几年，尤其是2009年以来中国广义货币的快速增加，并不是央行在有意地超发货币，而是商业银行贷款急遽膨胀的结果，而外汇占款所导致的基础货币的增加，已经变成一个次要的因素了。经韦森教授授权，FT中文网发表由他自己审定的这一长篇访谈的部分原稿，以飨读者。
政府税收在猛增，人民币已大幅升值，加上劳动力成本也上升，结果导致许多之前中国出口产品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正在失去。随着土地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要借新债还旧债，还要发新债来谋发展。
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银行负债到了危险边缘据证券机构对中国上市银行2011年年报与今年一季报统计分析显示，2011年中国上市银行表现出不良贷款余额的双降，且从环比统计数据看，2011年末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比三季度末有了明显的上升。这个道理，我们决策层好像还没弄明白，或者说还没有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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